摘要：湖北省博物馆是湖北地区革命文物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这些革命文物来源多样，既得益于党政军等机关的支持，更有赖几代征集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数以百计捐赠者的无私奉献。本文就本馆革命文物70年来的征集工作，略作回顾和总结。
关键词：湖北省博物馆；革命文物；征集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长期以来被分作出土文物、传世文物、书画、革命文物、社建文物等几部分。其中革命文物和社建文物共一个库房管理，数量有 3 万余件（不含传世文物和书画部分的近现代藏品）。这些文物主要和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相关，可以合称为“革命文物”。以下拟就本馆建馆以来不同阶段革命文物的征集成果、工作特点等作一简述。
一、征集工作的初步开展
1952年10月，中南区在武汉举办“中南区土地改革展览会”。1953年 2 月，展览结束，随即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将该展所展出的约 800 件文物资料移交给了新成立的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这批文物资料，也是湖北省博物馆最初的文物藏品基础。
此后至 1957 年，陆续有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文教厅、省粮食厅、省民政厅、武汉市公安局、省文管会（1954 年与博物馆筹备处合署办公）等单位向本馆拨（移）交过文物，如很珍贵的陈潭秋遗札，是1954 年由民政厅移交的。拨（移）交数量比较多的是中南行政委员会（主要是所属文化局）和武汉军区，前者移交文物图片资料 3051 件，其中有部分革命文物和资料，后者拨交文物384 件，主要是革命文物。这些文物除湖北本地的外，还有一些来自河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或自治区的，使得本馆在筹建初期收藏的文物涉及的地域范围比较广。
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本馆（筹备处）于 1955 年 6 月编印了《征集革命文物参考资料》小册子，除收入 4 篇《文物参考资料》发表的有关革命文物征集的文章外，还附有《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征集革命文物启事》，详述了需要征集的革命文物的时间范围、种类和征集方法等。这份小册子印刷 3000 份，主要是对外散发，目的在于使社会各界了解征集革命文物的意义，使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能更广泛地开展。
当时，分管文博工作的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钱远铎率先捐赠了其父钱亦石（中共早期理论家、烈士）给钱远镜的题词，其弟钱远镜烈士的遗物——上海麦伦中学肄业证书、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咸宁国民自卫队总部符号，自己收藏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纸币等，共 57 件。他的带头捐赠，具有示范意义。
1956 年 10 月，海军文化干部学校在校区旧督署楼上清出有关武昌起义时期的文物百余件，如武昌守城司令官颁发的出入城门证、武昌起义时革命军夜间口号通知单、黎元洪签发的张宝卿兵目学毕业凭照、马队八标起义官佐目兵衔名册、中华民国军政统一会章程、鄂省陆军暂行刑令等，全部移交给了本馆。其中，出入城门证是有关武昌起义的重要见证物，一共 2 件，其中一件后来移交给了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1956 年秋，受东湖风景区管理处之邀并经省政府批准，本馆迁至东湖风景区。东湖风景区管理处不仅提供了一栋新落成的大楼给本馆长期使用，还于次年赠送了一批太平天国文物——金宝地绣花三联桌围、金宝地博古彩纹椅披、缂丝金黄地炕枕套等共 51 件，后来被合并定为一级文物。
除接收各单位拨（移）交的革命文物外，本馆也抽出人员主动从事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因人手不足，以在武汉本地征集较多，一般每年只派 1 〜 2 人短期到其他县市征集，涉及洪湖、麻城、红安、通山、咸宁等地。部分县市有关部门、单位如大冶县文教科、麻城县民政科、红安县文化馆等也移交或协助征集过革命文物。
对于社建文物，主动征集则较多。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荆江分洪、1954 年武汉抗洪、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等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件、重要改革和重点工程建设等，都及时关注，跟踪征集相关文物资料。
根据 1956 年 10 月的不完全统计，当时馆藏革命文物有 2196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物 10743件。其中，由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湖北省文管会等在汉单位（机构）以及各县移交的占有较大比例。这些革命文物，为本馆 1958 年举办“近百年革命斗争史实展览”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迈出“跃进”步伐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开展。为了更好地征集革命文物，本馆（筹备处）于当年 8 月印发了《征集近百年革命文物、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启事》（和《近百年革命斗争史实展览简介》合印），广为散发。
在具体征集工作方面，“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方面组织本馆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进行征集工作，一方面广泛运用社会力量，大搞群众运动，因此征集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 。特别是争取到省委的支持，由省委对各县发出“征集革命文物”的指示，对征集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武汉，还通过省政协专门召开了辛亥老人座谈会，宣传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意义。在各县，则得到了文化馆、博物馆、兵役局等单位的大力持。
1958 〜 1959 年，本馆通过省政协发动辛亥老人，捐赠了辛亥革命文物 664 件，由省政协集中移交。其中，有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司法部布告、《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前两件均为一级文物）《吴禄贞事略》《刘公革命事略》《民国军辎重第二营阳夏战斗略历》《中华民国公报》等许多重要文物。这批文物的入藏，使湖北省博物馆成为收藏有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文物最丰富的文博单位之一。
1959 年 6 〜 9 月，本馆派出 9 名干部到 10 多个县进行革命文物征集。其中，7 〜 8 月组织华师附中学生 20余人，由征集干部带领，先后到鄂东、鄂中、鄂南、鄂北等地 19 个县，共征集革命文物 3441 件和部分革命史资料。这些文物资料和本馆征集的其他大多数革命文物一样，基本上是由保存者无偿捐赠的。
此外，本馆还通过参与筹办 1958年的“湖北省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和 1959 年的“湖北省十年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征集到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资料，既满足了展览需要，又成为本馆社建文物藏品的重要来源。
其他个人捐赠的文物，也有一定数量，且不乏重要种类，如李作栋（春萱）夫人捐赠的由袁世凯签发给李作栋的湖北财政司长任命状、黎元洪签发给李作栋的勋四位证书和勋四位章、《烈士刘尧徵传》，熊继贞捐赠的其本人的日本路矿学堂毕业证书、四等嘉禾章执照，胡襄阳捐赠的鄂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给他的军医札委，杨琢玉捐赠的《文华书院军歌》、王惠芝（本馆副馆长李振凡的夫人）捐赠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儿童剧团的旗帜等。其中，李作栋的湖北财政司长任命状、儿童剧团旗帜等后被定为一级文物。
其间，本馆还有偿征集了少量文物，如向辛亥老人刘承儒购买了彭刘杨三烈士照片、武昌起义时的汉字壹零壹袖章、黎元洪赠武汉纪念章等。此外，在旧书店购买了反映抗战文化活动的《大家唱》歌集、《卢沟桥》剧本等。
突出的革命文物征集工作成果，不仅大大丰富了馆藏，也支援了其他博物馆和有关单位的工作。仅 1959年，就移交中央革命博物馆文物 50件，文物复制件 77 件，还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省档案馆、省总工会纪念馆、湖北军区、湖南省博物馆等单位复制了一批文物。在馆际文物交流中，湖南省博物馆也向本馆赠送了纪念淞沪抗战的“民族英雄”证章、《京汉工人流血记》《二七工仇》等文物，其中《京汉工人流血记》后来被定为一级文物。
1960 年后，由于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本馆工作也受到一定影响，但革命文物的征集仍取得了不少成绩。
1960 年，湖北省民革向本馆移交了一批重要文物，如孙中山书“诚仁医院”、董必武致梁瑞堂（钟汉）的信、孙中山给梁钟汉的大本营咨议任命状、奋勇军纪念章等。其中，前两件被定为一级文物。
1961 年，湖北省图书馆移交了一批《七七报》《七七日报》《江汉日报》。1963 年，齐光（曾任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秘书长）捐赠了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放行路条、鄂豫军区暨新四军第五师对日本驻军通牒、中原军区军用证明书等。这些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馆在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原解放区文物收藏方面的严重不足。
1965 年，武汉军区又向本馆拨交了一批文物，如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校第二分校课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犯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捷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红八连“出国作战头一功”奖旗等。
根据 1963 年 8 月的初步清点，当时馆藏革命文物有 7700 余件，社建文物 14500 余件。和 1956 年的统计数据相比，增加了 9000 余件。这些文物虽然也有拨（移）交的，但更多的是由本馆人员主动征集而来。
三、在困难中坚持
“文革”时期，本馆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不过，革命文物的征集仍然能在困难中前行。
1967 年 6 月，武汉红卫兵炸开黎元洪墓。本馆得知后，迅速派出征集人员前往清理文物。虽然未能保住全部文物，但还是争取到 14 件文物入馆，如黎元洪的清末新军军服、民国早期的十二章纹勋章、大勋章等。这些属于近代文物，也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有一定关系。
“文革”作为一项影响深广的政治运动，自然也受到博物馆的重视。1967 年 8 月，本馆印发《关于征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物资料的重要启事》，并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物资料征集小组，陆续征集了一批相关文物。虽然“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但博物馆征集相关文物资料，则是工作职责所在，也是有意义的。
1970 年，武汉军区拨交了百余件革命或与革命有关的文物，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纸币、八路军符号、美式榴弹炮、日制九二步兵炮、四十八军赠小池口民船公会锦旗、黄梅县政府给支援渡江船工的“渡江模范奖”旗、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原支前司令部的联合命令，湖北省委《关于建立湖北省委，省政府、军区，加强党的团结，给各级党的指示》等。这是“文革”期间本馆入藏的最重要的一批革命文物。
1973 年以后，本馆各项工作逐步有所恢复。为筹办“湖北革命文物陈列”（该展延至 1981 年正式举办），又加强了对革命文物的主动征集，特别是在恩施、郧阳等地区征集的革命文物，弥补了本馆在鄂西南、鄂西北地区革命文物收藏的不足。
1975 年，在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征集到武昌起义时的十八星旗，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有关武昌起义的文物，后被定为一级文物。
四、续写新篇
“文革”结束后，本馆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继续前行。在坚持常态化征集的同时，特别重视以展览带动征集，明确方向，集中目标，扎实推进，取得显著成绩。
1978 年，为筹办“董必武同志纪念展览”，先后多次派人到北京征集相关文物，并得到了董必武夫人何莲芝的大力支持。到 1982 年，共征集到董必武的文物资料 400 余件（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董必武在建党时期戴过的瓜皮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穿过的服装、保存的第一套人民币票样等。他的瓜皮帽、保存的第一套人民币票样均是一级文物，前者现借调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
在赴北京征集董必武文物时，征集人员还有意识扩大征集范围，在陈潭秋子女处征集到陈潭秋和徐全直烈士的部分遗物，在夏之栩（赵世炎夫人）处征集到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和朱德、康克清 1948 年亲笔书写的给夏娘娘（夏之栩母亲，革命老人）的祝寿词。又通过王树声亲属，在军委办公厅军训处征集到王树声大将在战争年代使用的左轮手枪。其间，还联系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征集到周总理 1958 年视察湖北麻城时穿过的大衣。这几件文物，均被定为一级文物。
1980 年，为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筹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举办相关展览，加强了辛亥革命文物的征集。1981 年，共征集相关文物300 余件（部分藏于今辛亥革命博物院），社建文物 92 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吴禄贞的印章、黄祯祥的军用铁锹、汉阳兵工厂界碑等。
1984 年，为举办“新四军第五师革命斗争史展览”，征集到一批有关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物。其中，刘少奇的派克笔、李先念的怀表等尤为珍贵，前者也被定为一级文物。
2000 〜 2004 年，为筹办“荆楚百年英杰”展览，先后征集到相关文物资料数百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书城 1914 年流亡日本时穿着的礼服、王平的上将礼服、郭天民荣获的三种一级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给汤用彤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席并兼文学院长的委状、韩先楚保存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军风衣、伍修权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服等等。
该展 2007 年正式开放，获得好评。其后，又陆续有相关名人或其亲属捐赠文物。如 2012 年，刘华清之子刘卓维捐赠了刘华清文物十余件 ；2014 年，李书城之女李小文捐赠了中央人民政府给李书城的农业部长任命通知书 ；2015 年，胡风之女张晓风捐赠了胡风的手稿和书信 ；2021 年，石瑛之孙石聿新捐赠了石瑛印章、石瑛用过的砚台等文物。其中，李小文保存的李书城的农业部长任命通知书，是经过十年的保持联系才得到她的捐赠的。
2008 年，通过筹办“保卫大武汉”展览，推动抗战文物征集，先后征集相关文物千余件。
以上这些为展览而征集的文物，大都用在了相关展览中，对于丰富展览内容、提高展览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馆通过其他方式征集革命文物，也有不少收获。
1977 年，国家档案局拨交的湖北省人民政府印，湖北省委供给科拨交的湖北省人民政府门前升起的第一面国旗，均是一级文物。
1979 年，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之子张彻生捐赠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的王汉画像、刘静庵画像、吴禄贞遗墨、宋教仁遗墨、刘静庵墓碑拓片、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通告和袖标等，是有关辛亥革命和武汉解放的重要文物，刘静庵画像、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通告和袖标也被定为一级文物。
1980 年，辛亥报人朱峙三之子胡香生捐赠了其父的两湖总师范学校毕业证书、两湖总师范学校同学录等。
1982 年，通过联系湖北省委、湖北省人大、湖北省政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空军司令部和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等 20 多个单位，共征集到社建文物 525 件。
1998 年，与《楚天都市报》联合征集湖北九八抗洪文物 120 余件（套）。
2010 年，辛亥名人岑伟生之子岑长进捐赠了其父文物 50 余件，其中有宋教仁送给岑伟生的印泥盒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博物馆业务工作的调整，本馆和许多综合性博物馆一样，革命文物征集已逐渐扩展为范围更大的近现代文物征集。如 2008年，受“荆楚百年英杰”展览影响和本馆征集人员的争取，徐复观（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之子徐武军捐赠其父有关证书、著作手稿、书信等 500 余件 ；2011 〜 2014 年，有偿征集了近代武汉老照片、老明信片以及汉剧文物等千余件。这些近现代文物的征集，进一步丰富了本馆的馆藏，也符合本馆作为综合性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和收藏需求。
最近的一次重要的和“革命文物”相关的征集，是有关抗疫文物的征集。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武汉封城。征集人员凭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和文博人的情怀，不顾危险，积极奔走，在较短期时间内征集到各种抗疫文物资料 5000 余件（有几百件在“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等展览展出过，有 40 余件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批文物，在丰富本馆藏品和见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70 年来，湖北省博物馆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更有赖于文博人的责任担当和情怀坚守。大量革命文物的征集，既丰富了馆藏，也为举办相关展览，对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配图所示文物均为湖北省博物馆藏品）
文章来源：摘自《文物天地》总第387期/湖北省博物馆七十周年纪念专辑
作者：李焱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