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梳理湖北省博物馆馆藏出土瓷器，并结合省内各地出土瓷器，总结湖北地区历史上几个重要的制瓷阶段，概述其成果和特征，分析其来源和行销范围。
关键词：出土瓷器；制瓷阶段；风格特征；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像浙江、江西、河南、河北等省有非常重要的名窑名瓷，但作为地处长江中游东西南北交汇之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窑口瓷器多有出土。湖北省博物馆作为湖北地区最大收藏最丰富的综合性博物馆，对各地窑口瓷器多有收藏，或来自于省内各地的考古发掘，或来自于各市县博物馆的调拨移交。经过梳理，馆藏湖北出土瓷器有几个重要的阶段和成果，分述如下。
一、商周原始青瓷和汉代成熟青瓷阶段
湖北虽然不是瓷器的发源地，但并不表明湖北没有早期瓷器的出土发现。能够确认的湖北境内最早的原始青瓷器见于西周时期，黄梅焦墩遗址出土的原始青瓷豆即是明证。黄冈禹王城战国墓出土了原始青瓷缶，江陵九店出土了原始瓷双系罐，蕲春豃鱼嘴西汉墓出土了原始青瓷瓿，随州曾侯墓地更是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周原始瓷。这些原始瓷器，当是长江下游浙江等地输入的高档产品。当阳刘家冢子东汉晚期墓出土的青瓷，应是典型的瓷器成熟期的标准器。
2011年、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原始瓷器，本馆调拨收藏了一部分。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可以说是西周早期原始瓷器断代的标准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批原始瓷器共计70多件，出土于M2、M3、M8、M25、M27、M28等16座墓葬中，在140座墓葬中占比8.75%。该批原始瓷的特点如下：
1、器型和组合
器型不多，主要有豆、豆托、尊、瓿、罐、瓮、簋、器盖等几种。豆托、带盖瓷瓿是少见的器型。其中瓷豆最为常见，是器类组合的核心，多和尊、瓿、罐、瓮等搭配。
2、胎釉
胎体较厚，灰白胎，大部分较坚硬，少部分粗松有气孔。器物胎体表面常见砂粒显露。青灰釉，釉薄，采用浸釉法，不均匀，有流釉、聚釉、剥釉现象。
3、纹饰
比较简单，主要有弦纹、水波纹、波折纹、回纹、云雷纹、斜线纹、叶脉纹等，多组合使用。大部分纹饰规整，少部分草率不太规整。装饰工艺有刻划、拍印、戳印、堆贴。大器基本为拍印，主要有方格纹、波折纹和云雷纹等。刻划纹饰主要有弦纹、波浪纹和叶脉纹等。堆贴比较流行，有卷云形或S形小泥条、小乳丁、扁方形或半环形实心钮等。
4、工艺
一般都是采用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成型，一些器物己经出现拉坯成型。由于成型技术尚不成熟，一些器物形制不甚规整，有变形、歪斜、开裂、鼓包现象。说明制作、烧制工艺不是很成熟，处于早期阶段，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规整相比，相差较大。
叶家山出土的原始瓷并非北方当地所产，而是东南地区的浙江窑址所产，主要通过水运到达随州，进而通过随枣走廊到达中原、关中。曾国所在的地域处于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流的中继地，商周时期，商品的长途运输是完全可能的，包括当时最重要的金属原料——铜矿、印纹陶和原始瓷等。
当阳刘家冢出土的青釉罐、青釉钵器型规整，胎釉和装饰已经达到成熟青瓷的标准，根据器物特征，推测来自于湖南湘阴窑，说明湖北地区的早期青瓷最初来自于水陆交通更为便利的邻近地区。
二、魏晋六朝青瓷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青瓷的“一统天下”，瓷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湖北省内的鄂州、武昌、荆州、宜昌等地作为长江中游重要的节点城市，有大量的六朝瓷器出土，其中以鄂州最多。鄂州（古武昌）先后做过孙吴王都、首都、陪都，两晋南朝时为长江中游的重镇和政治和军事中心，所出土青瓷蔚为大观，堪称南方青瓷的代表。
鄂州在1956年至1983年因为修建钢铁厂、公路等经过五次较大规模的清理发掘，绝大部分是在1956～1958年发掘的，共有六朝墓葬390余座。主要分布在西山、雷山、洋澜湖周围墓区。其中，有两批次合计138座六朝墓葬的发掘资料和出土文物现存本馆。馆藏鄂州出土六朝随葬品共1100余件（套），主要是陶瓷器和其它杂件。陶瓷占总数的80％，杂件占总数的20％。
根据出土青瓷的特征，分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两个不同的系列。长江中游主要是湖南湘阴窑、江西洪州窑的产品，占90%左右；长江下游主要是越窑、婺州窑的产品，占10%左右。两个系列在造型品种、纹饰等方面共性较多，发展规律也基本一致，最大差别在胎釉、工艺等方面。主要特征如下：
1、造型
器型主要有碗、盏、盘、盆（洗）、罐、盘口壶、鸡首壶、唾壶、酒樽、耳杯、勺、槅、盒、水盂、砚、灯、熏、虎子、插座、带盘瓷炉等。器型是随时代发展逐渐增加的，各个时期不断有新器型的出现。特别是孙吴后期至西晋瓷质的仓厨明器、家禽畜圈模型明器开始流行，有院落、房舍、仓、灶、案、井、磨、臼、碓、猪、狗、鸡、鸭、牛、马、车、猪圈、禽舍、人物俑和镇墓兽等。器型变化上，孙吴至西晋前期以扁肥粗矮为主，西晋后期至晋宋之际以圆鼓丰满为主，南朝时期以瘦削修长挺拔为主。
2、胎釉
长江中游窑口青瓷胎色以灰白胎、灰黄胎为主，亦有灰胎、橙黄胎、褐红胎等。釉色绝大多数都是青中带黄，青绿者少，大多有细密开片，釉薄较亮，不及长江下游的肥润厚实，有些产品胎釉结合差，多有剥落。而长江下游窑口的青瓷，胎质致密，烧结程度较高，胎色淡灰，微泛红色，釉色青绿或青灰，胎釉结合良好，光泽度和透明度均较强，应属于长江下游越窑系统的产品。总体而言，长江下游越窑的产品质量要好于长江中游窑口的青瓷。
3、工艺
主要采用快轮拉坯法，少数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还有模制法、手工捏塑等。长江中游青瓷造型不太规整，有的口部不平，有歪斜、烧塌的现象，拉坯、修胎、挖足均不太讲究，不及长江下游的规整精致。
4、装饰纹样
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也是以共性为主，发展规律也是基本一致。东汉末——孙吴时期（三国初）装饰简单，流行麻布纹，弦纹、水波纹比较多见，亦见钱文、蕉叶纹等。西晋装饰手法和纹样多样化，造型上流行仿动物的形状，如蛙形水盂、羊形烛台、狮形插座等等，流行弦纹加菱形网格纹、短线纹、花蕊纹、连珠纹等构成的装饰带，贴塑纹有铺首、朱雀、麒麟、佛像、辟邪、熊、龙虎等，有的与佛教艺术有关，还出现了褐色点彩。东晋时期装饰重釉面，改以素面为主，趋于简朴，多使用简单的弦纹装饰，褐色点彩比较多见。南朝流行莲花纹，与佛教信仰有关的莲花纹、卷草、忍冬纹成为青瓷主流。
馆藏六朝青瓷中，有几个比较特别之处。一是人物俑、镇墓俑、动物和模型明器的流行，根据胎釉、造型等主要特征，应该是湖南湘阴窑的产品。二是褐彩和器款。只有十几件器物有褐色“点彩”，所占比例很少，说明在长江中游并不流行，不见长江下游“彩绘”花纹的形式。馆藏仅有两件器物有款识，极为罕见。一为写款，一为刻款。西山M9出土“陈”字小盏，盏底用褐彩书写“陈”字，字体流畅，和江西南昌妇幼保健院东晋墓所出的“朱”字青瓷碗相似，或为工匠名，或为墓主名。西山M2出土西晋“曰武子”四系罐，外底浅刻隶书“曰武子”三字，极为少见。三是青釉莲花尊和坞堡。青釉莲花尊全国出土极少，河北易县、南京等地有出土，武昌出土2件，高大厚重，堆贴、刻划花装饰繁缛。青瓷坞堡在湖北仅发现3件，器形庞大，结构复杂。根据胎釉、装饰特征，推测其产地为湖南湘阴窑。莲花尊、坞堡和宜昌出土的妙趣横生的青瓷人顶灯一样，是魏晋六朝青瓷的优秀代表。
三、隋唐青瓷阶段
隋唐时期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青瓷愈加成熟，南方越窑、岳州窑、长沙窑、洪州窑等群窑并起，各领风骚。这一时期的产品，多来自湖南岳州窑、江西洪州窑，同时，长沙窑瓷器在本省唐墓中亦有大量的出土，和六朝时期相比，越窑产品却很少见。
其中，以武昌城郊大批隋唐时期的墓葬最为重要，是南方地区一批成规模的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考古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1953年～1958年，配合当时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主要在武昌城的东面、东北面的墓葬区，发现并发掘了500余座汉代至宋明时期的墓葬。其中隋唐时期墓葬160余座。出土随葬品共1800余件（套），有陶瓷器、金属器与砖石器等。陶瓷器占大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器中以陶俑、动物雕塑、模型明器、三彩釉陶器最具特色，造型丰富多样，艺术性极高，是武昌隋唐墓中面貌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随葬品。
出土瓷器以青瓷为主，品种、器型、装饰多样。以生活器皿居多，瓷俑、瓷塑很少，瓷质模型明器基本不见，和六朝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器型主要有碗、杯、钵、盘、高足盘、鸡首壶、盘口壶、注子、瓶、罐、双唇罐、唾盂、香炉、灯盏、砚台等，特别是盘口壶多见，几乎每墓必出。品种虽然没有六朝丰富，但胎釉结合比六朝要好。来自多个窑口，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湖南岳州窑、长沙窑，以及江西洪州窑的产品，三窑在长江中游占有绝对统治地位。
1、湖南岳州窑瓷器
主要器型有碗、杯、碟、鸡首壶、盘口壶、罐、钵、盘、高足盘、炉、砚以及瓷俑。器物胎壁一般较厚，胎色有灰白、青灰等多种，坚硬致密。釉色以青绿为主，也有青黄、褐色等，玻璃质很强，多有细密开片。装饰方面隋代盛行印花，包括莲花纹、草叶纹、团花纹等几种纹饰相间均匀分布。常见一种器心作方块露胎的盘，为湖南地方特色，也是岳州窑和长沙窑的共同风格。唐代一般无装饰纹样，以造型和釉色取胜。
2、湖南长沙窑瓷器
出土有十几种近百件，有盘口壶、碗、盘、瓜棱罐、双耳罐、双唇罐、注子、执壶、水盂、唾盂、灯盏等，以碗、罐、盘口壶最多见。胎较薄，质地较细腻，胎色有灰白、浅灰、浅红、浅黄。以青釉为主，釉色多青黄、浅黄、黄褐。褐绿彩绘瓷相对少，主要为褐绿点彩和几何纹，少见彩绘的人物、飞禽走兽、花草、云气、山水、文字等。长沙窑瓷器在武昌流行的年代主要在中晚唐时期。
3、江西洪州窑瓷器
主要为隋至唐代前期洪州窑盛烧时期，主要有盘口壶、鸡首壶、圈足盘、高足盘、双唇罐、罐、碗、杯、钵、碟、盏、盂、唾壶、多足砚、滴水砚、烛台、虎子、盘托多足器、灯等等。胎釉结合比六朝时期要好，脱釉现象比六朝减少。隋代为灰胎、灰白胎，釉以青绿为主，稍偏黄。唐代除少数胎白坚致外，一般胎质较粗松，以灰白或灰色为主。釉色呈青色、青黄色、酱褐色，多偏黄、偏酱褐。纹饰方面，大多采用模印法，主要盛行印花，装饰题材比南朝丰富，有水波纹、树叶纹、松柏、宝相花纹、莲瓣、月华等，以及杯、碗腹外壁戳印重圈纹，莲瓣纹有减少的趋势。武昌钵盂山M389出土的一件灰陶印模，是罕见的保存下来的印模实证。
武昌多出上述三窑产品，一是鄂湘赣三地均处长江中游，比邻而居，水陆畅通。二是三窑在造型、胎釉、装饰方面有各自的产品优势，各有特色。三是武昌地处东西南北交汇之地，为发达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重要。武昌在隋唐时得到长足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人口增加，手工业发展，商业经济活跃，城市经济繁盛。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水运和商贸的多重优势，武昌既是三窑产品的消费地，也是三窑产品的集散地。
四、两宋青白瓷阶段
两宋时期，湖北迎来了历史上本土唯一的自身烧造瓷器的高潮，即以武汉江夏湖泗窑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武汉市江夏区梁子湖西岸，斧头湖周边及鲁湖西岸水运便利的濒湖低矮山丘岗地之上。共发现各类大小窑堆180处。分布范围南北长100公里、东西宽30公里，窑堆总面积达50余万平方米。其产品分青白瓷系和青瓷系两大类。青白瓷主要分布在梁子湖沿岸，青瓷主要分布在斧头湖沿岸。湖泗窑规模大、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是湖北地区宋代时期制瓷规模最大的窑场。烧造年代上起唐末五代，主要造烧在宋代，下至元明时期。
历年来，共发掘舒安王麻窑、土地堂青山窑、湖泗浮山窑、安山镇陈家垅窑、杨家澥窑、新窑村窑等6处窑址，共清理发掘砖土结构斜坡式龙窑7座，还发现作坊遗迹。
根据窑址标本和墓葬出土瓷器，其产品特征包括品种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纹饰、烧造工艺等，以列表的形式简明扼要概述（表一至表四）。
湖泗窑在两宋时期形成了窑场林立的空前盛况，是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实证，填补了湖北地区古代瓷器烧造的空白，填补了南北交汇之地长江中游湖北制瓷的缺环。商业的发达，交通的便利，为湖泗窑瓷器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各地考古发掘充分证明湖泗窑的产品销往湖北及省外各地。武汉诸多宋墓、以及湖北境内鄂州、黄冈、英山、荆州、老河口、宜昌、三峡等其它地区多发现有湖泗窑的产品。同时也在邻近省份发现湖泗窑产品。
此外，景德镇的青白瓷在本省各地都有大量的发现，以汉阳十里铺、蕲春漕河、麻城阎河等为代表，出土非常精美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如执壶、温碗注子、盏托、瓷枕等，胎釉、装饰等较湖泗窑更胜一筹。其它如龙泉窑、吉州窑、磁州窑、建窑、耀州窑等窑口瓷器常有出土。
五、元代及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阶段
元明时期，由于商业的流通和明王朝的分封，在湖北各地的元墓和武昌（楚昭王）、荆州（辽简王、湘献王）、钟祥（郢靖王、梁庄王）、蕲春等地的明藩王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瓷器珍品，以青花为主，还有单色釉瓷和少量彩瓷。其中，元代青花瓷器，明代早中期特别是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空白期”的瓷器，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在全国范围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迄今为止，湖北有几次元青花的重要发现，主要为元明墓葬的出土品，亦有传世品。包括1975年崇阳县大源公社出土的青花人物玉壶春瓶，1972年黄梅县濯港镇十里村十里小学出土的据称是“延祐型”的牡丹纹塔形盖瓶，1984年黄梅县西池窑厂出土元青花莲池纹玉壶春瓶，1986年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的青花四爱图梅瓶，2006年钟祥市郢靖王朱栋墓出土的青花四爱图梅瓶和龙纹梅瓶，共计6件，本馆收藏2件，并长期借展3件。崇阳县青花人物玉壶春瓶外底用青花料书“石”字款，非常少见。与黄梅牡丹纹塔形盖瓶同出的有“维大元延祐六年己未岁（即1319年）”“故安公墓券”一块，有明确的纪年。关于此瓶是否为元青花，一直有质疑和争议。2009年上海博物馆实验室对此瓶进行无损检测。证实不是青花，而是铁绘褐彩，元青花“延祐型”的提法也就不复存在。武汉市文物商店的青花四爱图梅瓶与郢靖王墓所出四爱图梅瓶几无二致，主要的差别在纹饰绘画方面，一是王羲之的形象不同，二是林和靖爱梅鹤图中童子的有无。这些元青花多出自明代墓葬，包括明初功臣墓、藩王墓等高等级墓葬，应是定烧或收缴前朝之物，或是皇家的赏赐之物，或是专门定烧的高档商品。同时也和当时的薄葬葬俗有关，早期由于国力和财富原因多不用金、玉，而选用品优质精的高档瓷器。
朱明王朝分封在湖北的藩王多，延续时间很长，历经明初至明末各朝，故藩王及其家族墓葬也多，这一点在全国颇为突出。明朝在湖北境内的藩王有12系44王。早中期的有武昌的楚系、荆州的湘系、辽系、钟祥的郢系、梁系、襄阳的襄系、蕲春的荆系。中后期的有钟祥的兴系、安陆的岐系、寿系、景系、荆州的惠系等。而在早中期的藩王墓、高等级墓葬中，多出瓷器珍品，少见金玉器。本馆多有收藏，列举如下：
武昌龙泉山楚昭王朱桢墓出土永乐时期的翠青釉碗和白釉坛各1件。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妻合葬墓出土3件青花云龙盘、1件白釉瓷坛。江夏流芳岭墓葬群主要为楚系藩王及其妃子、亲属的墓地，自建国以来陆陆续续出土过一些瓷器。有青花云龙纹高足杯、青花鸳鸯戏莲纹盖罐、青花龙纹盘、青花双兽耳长颈瓶、青花人物兽耳罐、青花兰竹纹盖罐、青花弈棋簋形炉、蓝釉金彩双兽耳罐等。特别要提到的是，2007年～2008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武昌流芳明王室家族墓葬26座。其中，镇国将军朱季𡍞夫妻合葬墓出土“天顺年置”青花云龙纹碗、蓝釉鸡心执壶、白釉高足杯和碗盘、白釉红绿彩绘人物纹长颈瓶、霁蓝釉三足炉等24件瓷器。辅国将军朱均钵墓出土青花龙纹高足杯、青花双兽耳长颈瓶、青花筒形香炉等10余件，两墓出土瓷器近40件。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空白期”瓷器的材料，其中一件有“天顺年置”明确纪年款的青花龙纹碗，极为难得，弥足珍贵。
钟祥郢靖王朱栋墓除出土元代青花龙纹梅瓶、青花四爱图梅瓶外，还出土4件龙泉窑青釉瓶，以及青釉梅瓶、白釉梅瓶各1件。钟祥梁庄王朱瞻垍墓出土8件瓷器，分别为永乐时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仕女赏月图图高足杯各1件，正统时期的白釉贴金龙纹高足杯2件，青花缠枝莲纹梅瓶4件。其中，青花龙纹高足杯制作精美，应是赏赐的前朝永乐官窑之物，为梁庄王所珍视，为此后来还特意配置了银盏托和金锺盖。青花仕女赏月图高足杯同样属永乐官窑，为前朝赏赐之物，扬之水先生考证为根据唐诗画意所绘，极有意境。
荆州江陵八岭山曹氏王妃墓出土有莲花蝶纹白瓷罐1件，辽王妃墓出土甜白釉暗花凤纹罐1件。蕲春荆王墓发现有正统青花龙纹梅瓶1件、凤纹梅瓶2件、白釉暗花龙纹盖罐1件、弘治绿釉缠枝花纹三足盖罐1件，以及少见的珐花器等，均属典型的“空白期”瓷器。
上述瓷器中，有几个特殊的瓷器品种值得重视。一是永乐创烧的翠青釉品种，二是红绿彩品种，三是绿釉品种，四是白釉金彩、蓝釉金彩品种。
藩王墓瓷器的来源方式主要有赏赐、定制专烧、商品流通等几种，其生产性质也体现为官窑、类官窑、民窑等几类，各自数量有多寡之分，质量有高下之别。一是来自于朝廷赏赐，或为前朝瓷器，或为本朝瓷器，多为官窑，量少而精。二是藩王定制专烧，为主要来源，“类官窑”性质。三是通过交易购买等商业流通获得，多为民窑，这是一种辅助的方式。其中，占主体地位的“藩王专烧瓷器”，特别是“空白期”时期出土的瓷器，和前朝的永宣瓷，及其后的成化弘治瓷器有区别，在品种、造型、胎釉、纹饰、工艺、款识有自己的特点。“藩王专烧瓷器”质量逊于官窑又较民窑要高出一筹，是由官方挑选并控制的高档民窑有计划和安排组织生产的，以满足各地藩王大量的需求。组织者是官方，但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有异于官窑，技艺先进且产量颇丰的上等民窑很可能承担了一部分御器厂任务，成为御器厂之外的重要辅助。
以上是对馆藏湖北出土瓷器的概括性总结，包括了商周原始青瓷和东汉成熟青瓷阶段、魏晋六朝青瓷阶段、隋唐青瓷阶段、两宋青白瓷阶段、元代及明藩王墓出土瓷器阶段等五个阶段，体现了本地瓷业发展脉络清楚、成果丰硕和地方特色鲜明的特点。
文章来源：摘自《文物天地》总第387期/湖北省博物馆七十周年纪念专辑
作者：蔡路武 赵丹 翁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