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北出土音乐文物丰富，囊括了先秦乐器“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类的全部种类，各种图像、纹饰、文字资料丰富多彩。包括编钟、编磬在内的庞大的曾侯乙墓乐器群，已然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代表。近年来又发现了大量新的音乐文物，进一步揭示了礼乐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勾画出早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出土音乐文物；曾侯乙墓；先秦乐器；湖北省博物馆
音乐文物指物质文化遗产中与人类音乐活动相关的部分，包括乐器、图像、文献以及音乐题材的生活用品和相关遗迹，等等。其中出土的音乐文物，既有一般文物的科学与文化属性，同时又具有艺术和民族的鲜明特色，吸引了大批学者。音乐文物神秘而又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内涵，让文物爱好者和艺术家痴迷不已。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和谐观形成的重要的基础。音乐文物见证了古代社会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认识和探索。
湖北出土音乐文物丰富。历史上明确为湖北出土音乐文物的较早时期是宋代。宋代有楚钟出土的明确著录，湖北安陆出土 2 件楚王熊章钟，最早著录于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湖北嘉鱼太平湖出土的楚公逆镈，早见于王厚之《钟鼎款识》。湖北现代考古不断发现音乐文物，其中较珍贵的如京山朱家嘴陶响球、天门石家河陶铃、崇阳白霓铜鼓、江陵纪南城彩绘石编磬等，囊括了先秦乐器“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类的全部种类，各种图像、纹饰、文字资料丰富多彩。最为著名的是 1978 年出土于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包括编钟、编磬在内的庞大的乐器群，已然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代表。近年来湖北考古又发现了大量新的音乐文物，如宜昌万福垴、枣阳郭家庙、随州叶家山、枣树林的重要音乐遗存，进一步揭示了先秦礼乐制度的发展与演进。湖北出土音乐文物，物华天宝，千古绝响，勾画出早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考古新发现与音乐文物研究
2000 年初发掘的江陵天星观 2 号墓，共出土编钟 32 件，镈钟 10 件、纽钟 22 件。其中纽钟又分为 2 组，各11 件，这种布局在出土的战国中期编钟里已发现多例。天星观 2 号墓出土的镈钟，经检测发现其主要发音部位在正鼓部，纽钟的音乐性能检测显示其为三度双音的设计倾向。在这批编钟的内腔，多见一种由钟口朝向舞部的沟痕，学者认为是调音痕迹，这种调音痕迹属首次发现。
2002 年 9 月 发 掘 的 九 连 墩 1、2 号墓，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两墓墓主为夫妻关系，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的公元前 300 年前后。九连墩 1 号墓出土的乐器有编 钟、 编 磬、 建 鼓、 琴、 瑟、 笙、篪等。2 号墓出土的乐器有编钟、编磬、虎座鸟架鼓、瑟、笙、篪等。乐器组合显示为礼乐制度规定的“判悬”之制，符合墓主人“卿大夫”的身份，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不同性别乐器组合特征不同的实证。
九连墩 1、2 号墓纽钟分组反映出战国中晚期纽钟编组的某种规范。九连墩 1 号墓出土编钟 34 件，分上、下两层悬挂，上层纽钟二组各 11 件，下层甬钟一组 12 件。2 号墓出土编钟11 件，11 件成组的情形，结合天星观1、2 号墓纽钟编列（据闻安徽巢县东周墓也是 11 件成组以及测音情形看，可能是战国中晚期纽钟编组的某种规范。
九 连 墩 1、2 号 墓 纽 钟 正 鼓 音列还体现出与中原编钟音列的一致性。春秋中期中原 9 件套纽钟的正鼓音音列为 ：徵（sol）、羽（la）、宫（do）、商（re）、角（mi）、羽、商、角、羽。高音区连续的“商、角、羽”的结构为其特征之一。九连墩2 号墓编钟在低音增加了商、角两钟后整体扩展为 11 件，其正鼓音音列呈现出商、角、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的排列，明显继承了来自中原的早先 9 件制的传统。
作为湖北出土西周编钟的重要代表之一，宜昌万福垴编钟的意义远不止于其为最早的楚国编钟，还对研究甬钟的起源和流变、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对确认西周时期楚国的中心区域、都城以及早期楚文化的认知提供了关键证据。2012年 6 月，万福垴编钟被发现于湖北宜昌枝江万福垴村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共 12 件。其中一件甬钟上有 17字铭文 ：“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年代约为西周中期前段。其他部分甬钟与随州叶家山早期曾国墓地 111 号墓出土西周早期甬钟特征十分接近，可前推至西周早期晚段。
万福垴编钟属早期双音甬钟，这组编钟皆为合瓦形甬钟，没有明显调音痕迹。除残件外，都能分别在正面和侧面的相应位置击发不同的音高，音程接近三度关系。对应于不同的形式，乐音（音色和音高）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整体上也表现出多套组合的特征。
叶家山墓地位于湖北随州市淅河镇漂河西南一处南北走向的椭圆形岗地上，2013 年 3 月进行的考古发掘中，M111 号墓出土编钟一组共 5件，包括镈钟 1 件、甬钟 4 件，保存完好。该墓年代特征明确属西周早期，此前所知明确属西周早期的甬钟组合为 2 件或 3 件，因此这组编钟无疑是迄今为止西周早期数量最多的编钟。这组编钟的音域内含周代音阶骨干 结 构“ 羽（La）- 宫（Do）- 角（Mi）- 徵（Sol）”，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实例。
经科学发掘的叶家山 M111 号墓，出土编钟具有标准器的意义。镈钟起于商代晚期，大家所熟知的存于境内外不同地方的 7 件镈，与 M111号墓出土的镈型式相同，纹饰、尺寸略有差异。过去学者在年代上的认识差别很大，现已渐趋接近或统一。叶家山这批编钟与北方西周早期编钟相比有许多共同点，但特征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甬钟体大、量重、壁偏厚 ；其次是甬钟比例协调、做工精良 ；其三是音高稳定、音调明确、音色醇美 ；其四是第二基频标识出现，侧鼓音得到运用。
枣 阳 郭 家 庙 曾 国 墓 地 于 2002年、2014 年发掘过两次。这是一处春秋早期的遗址，距今 2700 年。墓地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处于随枣走廊入口，是古代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墓地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的叫曹门湾墓区，北边的叫郭家庙墓区。
曹门湾墓区 M1 发现瑟 2 件，瑟尾较全，无岳山，弦孔清晰可辨，为3 枘 17 弦，相比春秋中晚期的赵巷 4号楚墓、曹家岗 5 号楚墓而言，应为瑟的早期形态。曹门湾 86 号出土瑟 2件，其中 1 件相当完整，长 180、宽34 厘米，也为 3 枘 17 弦。先秦瑟枘顶部的装饰通常为浮雕，比如较早的有鸟喙纹、云纹、涡纹、弦纹等，战国中期后出现了六瓣柿蒂纹等，而这次发现的瑟枘为羽人形象。
目前所知最早的琴，出土于曹门湾墓区的 86 号墓棺的东北角。长约92、宽约 35 厘米。通体共鸣箱体整木斫成，髹黑漆，属于“半箱琴”。琴尾龙龈、雁足装置齐全，尚未见承露。龙龈有较深的过弦痕迹，说明该琴为实用器。首岳山嵌入琴体，旁有弦孔七孔，为七弦琴。
郭家庙 M30 位于该墓地的郭家庙墓区，其具体位置在 M21（一座诸侯级别的墓葬）的北侧。2015 年11 月发掘出土有玉器、铜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显示墓主人身份高贵。该墓出土乐器（含响器）16 件，包括编纽钟一组 10 件套、銮铃 2 件、小铜铃 1 件、“铃形器”3 件。
郭家庙 M30 出土的编纽钟，其宫调系统为“五声十三律”，正鼓部的音分别为徵（so）、羽（la）、宫（do）、商（re）、角（mi）、羽（la）、宫（do）、商（re）、角（mi）、羽（la），在西周编钟“周原四声”（羽、宫、角、徵）基础上增加了“商”音，且为低音建立在“徵”音上的“五正声”的组合。作为一套曾国编钟，郭家庙 M30 编纽钟其年代正好介于西周早期叶家山 M111编钟与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的跨度之间。相对于叶家山编钟而言，它保持了西周礼用传统的内核 ；相对于曾侯乙编钟而言，它开拓了编钟乐用的先声。
二、曾侯乙墓的音乐文物与研究
1978 年发现于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出土曾侯乙编钟等 125 件乐器，举世瞩目。四十多年来，曾侯乙墓音乐文物研究硕果累累，大致每十年为一个阶段，都有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十年，主要集中于曾侯乙编钟乐器属性和铭文解读，以及早期的实验考古工作。其中“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获“文化部 1983、1984 年科技成果一等奖”，1988 年“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活动”的会议成果被整理成《曾侯乙编钟研究》。第二个十年，主要集中在编钟铸造和音响研究以及调音方式和乐律学研究。第三个十年，更多关注在墓葬整体环境及其乐器群做综合性研究。第四个十年，随着曾国考古进程，曾国音乐文物研究与音乐人类学有了一个在多维时空的深度融合，2015 年集四十多位作者十年之功出版了《曾侯乙编钟》。2018 年 7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乐器部主任伊丽莎白·布莱德利曾对记者说，“编钟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古代音乐最好的途径之一。它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人类的音乐记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记忆遗产。”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进入全球化视野。
曾侯乙墓的音乐文化遗存涵盖了音乐文物研究的主要对象。首先是丰富的乐器实物及其附件，乐器出有钟、磬、鼓、瑟、琴、箫（排箫）、篪、笙 8 种，计入附件后合 1851 件。其次是乐舞图像，如见于鸳鸯形漆盒、主棺内棺及均钟上的漆绘。第三是音乐文献，即 4601 字的钟磬及其他相关器物铭文。第四是可作为音乐遗址等观的墓葬内布局和排场，“事死如事生”，曾侯乙墓既是墓主人生前礼乐场面的缩影，整座墓葬具有礼乐“遗址”的意义。
曾侯乙墓的音乐文物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一钟双音”。合瓦形是中国先秦钟的外形特征，其内在机制决定了敲击它的鼓部正面和侧面可分别发出不同的音高，即“一钟双音”。黄翔鹏等学者在对出土编钟的测音研究中，已经发现合瓦形的钟具有一钟双音的声学特征，曾侯乙编钟出土以后，其鼓部正面和侧面标示着不同音高的铭文，证实了他们的发现。
其次是新发现先秦失传已久的乐器如十弦琴、五弦器即“均钟木”和篪，墓中发现的竹排箫、建鼓是所见最早的，编磬则是件数最多、编悬最清楚的。还确认了曾侯乙墓中的扁鼓、建鼓、有柄鼓、悬鼓就是《诗·周颂·有瞽》中的应、田、鞉、悬四种鼓。这些是乐器学领域的重要收获。
律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是曾侯乙编钟证明中国十二律的实践开始于周代。曾侯乙编钟的音律综合了三分损益律和纯律的特点。乐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是曾侯乙钟、磬铭文共 4574字，内容前所未见，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曾侯乙编钟拥有完整的十二半音，能够旋宫转调。前者引发了传统律学方面的研究，后者引发了对传统乐学体系的重新认识。
把曾侯乙墓作为一个周代礼乐遗址来研究，其特点就是把墓葬遗存综合起来研究。有学者发现墓中出土的许多兵器没有开刃，不是真正的武器，那些戈、戟、殳、盾等可能是用于表演乐舞的道具。音乐图像学的发现纷争不少，如彩漆鸳鸯盒上的“撞钟击磬图”和“鼓舞图”，五弦器（即均钟木）上的“夏后启得乐图”“十二凤鸟图”，彩漆瑟上的“凤鸟图”，衣箱上的“弋射图”以及内棺外疑似“蜡祭”仪式的大型漆绘等。
曾侯乙墓音乐文物研究实践为补史、证史、写史做出了贡献。曾侯乙墓音乐文物及其研究证实先秦音乐艺术已具备七声音阶的表现形态。《礼记·礼运》中“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的记载，有了乐器与音乐铭文等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时也证明当时的乐音体系已具有绝对音高的观念。曾侯乙钟律的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律学史的认识，由之引起的讨论将推进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在编钟的制作史方面，冯光生首提“钟坯”说。在弦乐器研究方面，十弦琴使古琴史有了提前千年的实物证据。在管乐器研究方面，由曾侯乙笙展开的研究大致勾画出古笙为斗的演变轨迹。王子初指出，曾侯乙墓排箫是一套地地道道的“异径管”。曾侯乙钟磬乐悬为周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认识。在文化史方面，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曾侯乙编钟文化属性的分析，有历史研究、考古研究、音乐形态学的研究，出现了楚文化说、周文化说、周楚混溶说，不过学界多数主张周文化说。
三、萌于自然植于人心成于礼乐
也正是在曾侯乙墓发掘和研究中，中国音乐考古学正式建立起来。在国内考古界最早使用“音乐考古”这个概念的出版物是《江汉考古》1982 年第 1 期，冯光生发表的《近年来我国音乐考古的主要收获》。音乐考古学（archaeomusicology）兴起于西方，如今与此相关的重要的国际组织有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Archaeolog 和 International Study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后者出 版 有 Achaeologia Musicalis （ 音乐考古学）刊物。他们每两年举办一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研讨交流主题丰富内容广泛，如“早期音乐文化的考古学”（德国汉诺威，1986 年）、“史前音乐研究”（比利时列日，1992年）、“安纳托利亚的音乐考古学”（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993 年）、“音乐图像与《圣经》乐器”（以色列耶路撒冷，1994 年 /1995 年）、“考古学文本中的弦乐器研究”（塞浦路斯，1996年）、“早期金属时代的音乐考古学”（德国柏林，1998 年），等等，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作为音乐文物研究的一种方法，音乐考古强调田野和实证。田野考古不断证实，中国传统和谐观和礼乐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一个基本原理即自然谐音规律相关。不同的声音和谐共处形成的谐音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现代基本乐理揭示，排在谐音列前列的分音振幅较大，构成的音程最容易为人所感知，八度、纯四、五度、大小三度即是，它们和谐地凝聚于谐音列中。这也是这些音程成为音乐起源、发展乃至音乐理论中最基本的逻辑依据的原因。它们被早期的骨哨、骨簧、陶埙、陶铃等乐器有选择地表现，养成了人们的听觉偏好。周代双音钟上的一钟双音三度音程结构，正是这一偏好的体现。
郭家庙的琴瑟弦乐器的出现，并不只是琴瑟友之夫妻和谐这样简单的意义，而是使人类获得谐音更加便捷，具有更大的划时代的意义。这种便捷地获得谐音的方式启发“校音器”——弦律的创制。弦律出现后，因为有了可依赖的参考音高，乐器的音准普遍得到提升，音乐性能随之提高。音乐风格亦为之一变，而更加自然清新、生机勃勃。到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把自然现象的“音程之和”类比为“和而不同”的道德观念，这象征中国传统和谐观的初步形成。
萌于自然，植于人心，成于礼乐。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的音准，主要基于五度和三度谐音音程相结合的调音法，其音高体系和铭文系统，都是早期和谐观的体现。“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追求。基于一个法自自然的基本原理，人类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往往做出共同或相似的选择。可以确定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音乐家，对乐器的调音，采取了同中国古代类似的方式。
那些来自中国田野考古发现的早期音乐文物，对我们的海外同行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承办了四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其中第十届大会于 2016 年 10 月 22 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召开，由湖北省博物馆、德国考古研究院、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CCMI）联合主办。此次会议主题为“人类学视野下的音乐考古”，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考古学家、音乐学家，紧紧围绕“音乐文物研究”“声学与声景”“音乐人类学”等话题展开研讨。会议期间，汉阳大学教授权五圣先生倡议大家共同签署《东湖宣言》，称“曾侯乙编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有声音乐理论文献。曾侯乙编钟所代表的中国先秦音乐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适逢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2018 年 9 月 11 日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 (CIMCIM)“理论·技术·方法 ：博物馆对传统音乐的诠释”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博物馆隆重开幕。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主席加伯列先生在致辞中表示，湖北省博物馆是全球拥有出土音乐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会议选在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之际召开，是对湖北省博物馆作为全球音乐考古中心这一地位的肯定。
文章来源：摘自《文物天地》总第387期/湖北省博物馆七十周年纪念专辑
作者：张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