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博物馆海外交流合作，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传播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湖北省博物馆成立70年来，特别是曾侯乙墓发现45年以来，以展览为主要动力，通过推出、引进优秀展览，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组织和学术活动，从展览互动走向文明互鉴，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
关键词：国际合作；出入境展览；湖北省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
湖北省是文物大省，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在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文物对外交流的频率和影响力在国内名列前茅。湖北省博物馆作为湖北唯一的省级地志性综合类博物馆，收藏了以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为代表的众多文物精品，是全省文物精品最集中、时代序列最完整的收藏单位。博物馆成立 70 年以来，特别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独立与境外文博机构合作以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对外交流经验，与众多海外博物馆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以文物展览为主要动力和契机，从参与到主办，通过举办学术会议、成立交流平台、加入国际组织等多种方式不断扩大海外影响力，既提高了自身国际化程度和学术水平，也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窗口之一。
一、输出与引进：国际展览合作
展览是现代博物馆实现传播、教育功能的主要形式，也是博物馆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博物馆对外展览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外事活动中，文物展览作为 “外交使者”“国家名片”，较好地配合国家外交大局，传播中华文化，帮助各国人民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进程，树立当代中国繁荣昌盛、和谐发展的形象。湖北省博物馆的重要藏品大部分来自 70 余年来的考古出土，先秦文物特色鲜明。境外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多以传世品为主，对于学界和普通观众只有通过展览的方式才能看到这些文物，考古出土实物极大地改写了中国先秦历史的最新发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外交环境改变的大背景下，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于 1973 年到 1978年赴英、法、美、日等国展出，影响空前，创造了文物外交的历史，成为国家的“金色名片”。湖北省博物馆有20 余件文物参与其中。这是湖北省博物馆参与出境展览的开始。此后，湖北省博物馆也曾多次参与国家组织的大型出境展览，例如 1980 年 4 月至 1981 年 9 月，崇阳铜鼓商代铜鼓、黄陂盘龙城青铜器参加国家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承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前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展出。1999 年纪念中美建交 20 周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举办“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考古成就”展，湖北省博物馆也提供了大量精美文物参展。
1978 年曾侯乙墓的发现，是湖北省博物馆自主举办出境展的重要契机。此后，湖北省博物馆独立与境外博物馆沟通，共同根据藏品与研究特点组织展览。1989 年 11 月，湖北省博物馆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展”。此次展览是首次早期漆器的专题展览，不少饱水漆器通过展览得到修复，使海外观众首次看到此前极为少见的战国秦汉漆器。早期漆器成为湖北最具特色的外展文物展品，湖北的漆器保护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享有盛誉。
1992 年 3 月至 5 月，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经济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湖北省博物馆主办的“曾侯乙墓”特别展，于 3 月 17 日至5 月 10 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这是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的重要活动，是当时中国在日本举办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文物展览之一，也是湖北省博物馆规模最大、派员最多的出国展览。该展计 48 个开放日，观众达150877 人次。5 月 1 日下午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专程参观了展览，日本政界要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也前往参观，日本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中国驻日本使馆在 5 月 22 日向国内发回专题报告，称“曾侯乙墓特别展”轰动日本。
1995 年４至５月，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博物馆应卢森堡大公国 1995 年欧洲文化城市筹委会的邀请，在卢森堡成功举办“中国周代艺术品展”。时任卢森堡大公让和大公储亨利（现任大公）、时任欧盟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 在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陪同下参观并观看编钟演奏。当时西方抵制中国，中国外交活动因参观曾侯乙墓文物而破冰，活动受到外交部通报表彰。
1997 年 11 月 5 日至 1998 年 3 月22 日，“湖北省博物馆藏品精华展”先后在台北鸿禧美术馆、高雄美术馆两地举行，以曾侯乙墓文物为主，少数属首次离馆展出。其品类之全、品位之高、面目之新，超出本馆以往的离馆展览。在两岸文化交流中，以其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轰动。11 月 5 日、6 日晚，编钟乐团与台北市立国乐团联袂，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两场大型音乐会。随着曾侯乙编钟影响力的扩大，曾侯乙编钟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象征，在海外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1998 年，台湾“海基会”致函湖北省博物馆，请求为他们复制一套“其音质和音准可为演奏及音律研究之用”的编钟。经过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特别复制小组”的努力，这套复制编钟做到了“形、声神似原件”，至今仍陈列在台湾传统艺术中心。
1999 年 6 月至 8 月，“湖北出土文物精华展”在圣迭哥艺术博物馆开展，这个规模、品位空前的展览是为中美建交 2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举办，是湖北省博物馆首次独立在美举办文物展览。2000 年 4 月至 9 月，湖北省博物馆与赛克勒美术馆联合主办“孔子时代的音乐”；11 月，湖北省博物馆在巴黎音乐出举办“龙之声——中国古代钟铃艺术展”，并赴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参加展示性演出和文化交流。
从 2000 年至今，湖北省博物馆已经独立在澳大利亚、俄罗斯、意大利、印度、美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举办了 10 余个专题展览，展览主题包括新石器文化、楚文化、明代藩王文化等，曾侯乙墓、九连墩楚墓、梁庄王墓等湖北重大考古发现都已经赴海外展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博物馆国际化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2007 年博物馆免费开放和二期新馆的建成，给湖北省博物馆对外交流合作提出了新的任务。除了将本土文物输出到国外展出，馆舍条件的改善和人民群众文化要求的提高，中国博物馆开始大规模举办境外文化展览，满足本地观众对于多元文化了解的需求。湖北省博物馆与美国、意大利以及中国香港的博物馆合作最为频繁。
2010 年 6 月，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成为免费开放以来的首个西方艺术展览，此后又连续举办“曙光时代——古罗马文明展”“曙光时代——伊特鲁里亚文明展”“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展”等来自意大利博物馆的特展，为湖北观众介绍意大利丰富悠久的古代文明。湖北省博物馆与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合作举办“印度的世界”“自然的力量”特展，分别展出了其馆藏的印度艺术品和玛雅文明艺术品，展品等级和精美程度均为其展览所罕见。特别重要的是，展出的玛雅艺术品在其本馆也未长期展出，不为学界所详知，美方特别授权湖北省博物馆出版了双语的展览图录，首次系统发表这批重要材料。
由于境外展览在文物运输、保险费用上成本远较国内展览为高，国内博物馆往往通过巡展的方式分担费用。根据文物所属国要求的不同，文物可出境半年到一年半时间不等，湖北省博物馆多次组织文物的巡展，上述展览均由湖北省博物馆牵头，在广东、浙江、天津、山西、重庆等省级博物馆巡展，既是解决展览费用的现实问题，也促进了国内博物院与海外博物馆的在展览专业上的交流。湖北省博物馆还牵头成立了中国 - 意大利博物馆联盟，旨在搭建展览交流平台，推动中意博物馆界的交流和合作。2012 年至 2016 年在中国武汉、意大利罗马、中国合肥、中国杭州举行了 6 次年会。
二、参与与构建：国际学术交流
博物馆作为重要的科研机构，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增多，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也日益提升。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研究，是湖北省博物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方向。1977 年，在加州伯克利举行的国际音乐学会议上，首次尝试把音乐学和考古学这两个不同学科结合成音乐考古学。因曾侯乙墓的发现，中国音乐、考古界的谭维四、黄翔鹏、李纯一、冯光生等人携手合作，几乎同时创立了中国的音乐考古学，形成世界性的影响。1988 年 11 月，为总结曾侯乙编钟研究成果，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湖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湖北省博物馆、武汉音乐学院，在武汉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及中国大陆各地的专家学者 60 多人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各领域专家齐聚武汉，针对曾侯乙编钟开展了涉及领域空前广泛的学术研讨活动，此次学术对话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跟随着境外展览的步伐，湖北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巴黎音乐城、美国凤凰城乐器博物馆进行了相对长时间的访问，系统了解了西方音乐人类学、乐器博物馆的工作方法、研究路径和取向，为自身音乐文物收藏、博物馆展示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得益于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湖北省博物馆的音乐文物藏品收藏与研究在国际博物馆界具备了一定影响，为积极与国际博物馆协会专业机构对接，2012 年湖北省博物馆作为发起单位，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专委会成员积极参加国际博协的重大活动并任职。国际博协是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国际化最重要的舞台之一，中国于 1983 年正式加入国际博协，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在文化领域最早批准参加的国际组织之一，这在中国博物馆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13 年至今，湖北省博物馆专家连任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执委，极大提高了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在国际博物馆及国际音乐领域为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努力工作。
专委会成立以来，与国际博协乐器专委会（ICOM-CIMCIM）、国际民族音乐学会（ICTM）、国际音乐考古学会（ISGMA）、东亚音乐考古学会（SEAMA）、德国考古研究院（DAI）等国际学术机构保持着密切合作。2017 年 11 月 9 日，专委会作为咨询机构合作方参与建立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专委会在上级组织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国内博物馆与境外博物馆、使领馆和文化机构的合作交流项目。2014 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 , 乐器专委会与东亚音乐考古学会、湖北省博物馆和厦门大学在该校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第六届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国际研讨会。2016 年 10月 21 日至 25 日，乐器专委会与德国考古研究所 DAI 联合举办“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世界各地的 100 多位考古学家、音乐学家把编钟所在的本馆称为音乐考古的圣地，他们在《东湖宣言》中称，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 5 世纪中国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16 日，专委会主办的 “理论·技术·方法 ：博物馆对传统音乐的诠释”年度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CIMCIM）年会，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上海音乐学院共同承办，在武汉、上海两地举办。来自全球22 个国家 47 位博物馆馆长与学者共130 余名与会，分别就“博物馆与收藏”“媒体的作用与使用”“技术的诠释”“音乐文物的收藏”“音乐博物馆的实践”等议题，讨论了关于博物馆对传统音乐的诠释的话题。
让世界了解曾侯乙编钟，是湖北省博物馆最重要的责任之一。2016 年6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弗朗西斯科·班德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在武汉期间，明确提出武汉“申都”应该以文化遗产为基础，建议将曾侯乙编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 3 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建议曾侯乙编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此后在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委、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按照《世界记忆名录》申报路径，曾侯乙编钟于 2022 年申报了《中国档案遗产名录》，2023年 1 月成功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遗产，具备了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资格。湖北省博物馆负责申报文本的撰写，并邀请国际知名专家进行了推荐。目前正按照国家档案局的要求，完成修改申报文本，作为重点项目之一申报今年《世界记忆名录》。
三、总结与展望：未来国际交流
湖北省博物馆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曾侯乙编钟出土 45 年以来，湖北省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国际合作最频繁的博物馆之一。通过举办展览、学术会议、参与国际组织等方式，在国际博物馆界，特别是音乐博物馆界，具有了一定影响力。对此进行总结，笔者认为在国际合作中有以下若干方面需要注意。
对于输出展览，文物对外交流最主要的方式是举办展览。文物展览与其他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性质有所不同。文物展览需要对境外合作方的场地、人员经验、运输等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境外博物馆机构独立性较强，需要提前安排展厅档期、筹款等工作，正常出境文物展览的洽谈周期是2 ～ 5 年。此前还需要进行文物托架制作、文物保养修复等一系列工作。国家文物局明确规定出境展览原则上应提前半年申报，如果一级文物超过20%，还需上报国务院，申报周期将更长。以 2014 年底至 2015 年湖北省博物馆在美国举办的“皇家品味——16 世纪明代藩王艺术展”为例，省博物馆在 2012 年左右即与美方博物馆达成展览意向，筹备时间为两年左右。如果是与国际知名博物馆合作，由于他们对于学术性要求更高，筹备时间一般在 5 年左右。例如 2019 年的“大三国志”展，东京国立博物馆筹备时间即为 4 年。因此，对于出境文物展览，应需给予更加充分的筹备时间，加强统筹规划，以保证文物安全和展览效果。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型博物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博物馆，大都有专业的中国或东亚艺术研究人员，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有着较深的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般不再举办介绍性、精品类文物陈列。其举办的中国文物展览，都建立在较深入的研究之上，对文物的选择、文本的撰写都有较高的要求，学术性较强。这就需要国内博物馆在与他们合作时，就文物和学术成果上充分沟通，才能达成合作意向。2024 年3 月，湖北省博物馆将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凤凰故国——青铜时代湖北曾楚艺术展”，200 余件青铜器、玉器、漆木器将出境展出，这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之后规模最大的文物外展，展览 2017 年就已经达成意向，馆长许杰、中国艺术部主任张帆多次赴湖北考察文物，还邀请了诸多国际知名学者撰写图录，并计划举办学术研讨会。策划筹备此展览，将更加注重学术性。这类展览需要中外双方共同提出策划方案。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博物馆或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型博物馆，则没有专业的中国文物研究人员，当地观众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中国赴这些博物馆的出境展览，一般是配合大型文化活动和领导出访。这种展览在展品选择、文本撰写上一般需要中方博物馆主动提供，内容上一般也侧重于介绍中国文化艺术基本常识，展示文物艺术本身精美，不需过多强调学术性内容。这些博物馆受经费、人员限制，一般也无力承担运输、保险等费用，需要中方博物馆承担。
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博物馆国际化水平提升，海外博物馆对中国的了解也日益增加，中国博物馆引进海外大型博物馆的展览也日益增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之前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年 48 个。大量商业机构和非国有博物馆也引进了诸多海外展览，国内观众看到国外高水平文物展览已经不再是奢望。但是由于商业化展览日益增多，对湖北省博物馆的要求在于需要发挥博物馆的专业优势，与境外博物馆直接联络引进和推出展览，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博物馆专业人员直接的对话，参与构建国际博物馆的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增进其他文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从而建立互信，另一方面在交流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真正通过博物馆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发挥文物展览的“金名片”作用，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中华文化故事、中国与世界的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转化为文化软实力、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本文参考了湖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冯光生研究员的《随编钟走世界》、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纪潮的《曾侯乙墓陈列》两篇未刊稿）
文章来源：摘自《文物天地》总第387期/湖北省博物馆七十周年纪念专辑
作者：曾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