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屈家岭遗址考古工作专家现场会上发布了荆门屈家岭遗址考古新发现。经过近3年的全面调查和系统发掘，屈家岭遗址新发现多组规模庞大、因势而建的水利系统，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屈家岭遗址发现最早的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部分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屈家岭遗址治水模式的探索，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屈家岭遗址的考古工作，展示了长江中游地区大型中心聚落的规划理念、布局演变和社会结构传统，反映了长江中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明路径，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提供了关键样本。
近40名来自全国的考古研究专家前往遗址现场，见证人类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的重要时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指出，屈家岭此次发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技术系统，在5000多年前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生产力。我们以前往往注重的生产工具，这次发现是确定了长江中游体系也有水利系统、水控制体系，且更多用于灌溉，直接涉及到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农业的经济命脉，代表的第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水坝以及水利系统的发现，体现了生产力在屈家岭这个阶段有了巨大的飞跃，所以我们真真正正明白了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硬道理。
5100年前的史前水坝在湖北面世
发现与良渚水坝同时期，距今约5100年至4900年前的多组水利系统，目前对熊家岭、郑畈两处史前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证实为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部主任陶洋带长江云新闻记者赵黎黎走进熊家岭水坝进行现场踏勘，沉寂约5000年的水利系统以及屈家岭遗址群通过高程模型再现于世人面前，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溢洪道等水利系统构成要素。
熊家岭水坝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水坝呈南北向，土筑而成，连接南北两端山体，以拦蓄水资源。
据陶洋介绍，基于江汉平原史前治水遗址的研究，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指导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20年便开启了寻“坝”工作。通过早期卫星影像、海拔高空图以及周边水利系统要素的勘探，屈家岭遗址有水利系统初露端倪，这令考古团队分为欣喜，前后勘探有十几处，目前已确定熊家岭、郑畈两处，并历时8个月完成熊家岭水坝东西向剖面的解剖清理工作。
据测算，现存坝顶高约2米、宽约13米，坝底宽约27米，南北长约 180 米。水坝东侧为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19万平方米;西侧为灌溉区，约8.5万平方米，植物考古的研究工作显示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入口宽约 26 米，出口北抵青木垱河中上游，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
解剖性发掘显示，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宽度为10.2米，晚期坝的宽度26.6米，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
在早期坝的使用过程中，坝体东侧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存在包含细小烧土颗粒的灰烬层，晚期坝体即叠压在灰烬层上。灰烬层中的炭化荒草种子表明，增筑行为当发生于秋冬季的枯水期。
出土遗物、测年数据显示，晚期坝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绝对年代约4900年至4800年。 早期坝的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范围为5100年至4900年，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
蓄水用水旱涝不侵 5000年前古人治水智慧尽显
据陶洋介绍，湖北江汉平原地区河网比较密集，水资源丰富，有时候又会雨热不同期，因此蓄水用水防水治水十分必要，必须要处理和解决好人和水之间的关系，水利系统便是古人治水的产物，这也代表着从被动防水到主动控水的转变。
熊家岭水坝是集灌溉、抗旱、防洪三位一体的水利系统，另外，它也连通了殷家岭、冢子坝南北两大遗址，从事实上又形成了这两个遗址之间的一个通道，也可以作为一种交通的路径来使用。
走近土坝细看，早晚两期坝体堆积明显经过人工拍打、夯实或加固，局部位置揭露出因拍打、夯实而形成的“痕迹面”，可以看出是非常成熟的建造工艺。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都掺有禾本科植物根茎，应属原始的“加筋工艺”。此外，在早晚两期坝体堆积中发现“草裹泥”的痕迹。
使用草裹泥的原因，和现在修水利的草袋一样，属于一种加筋工艺，在良渚水坝建设中也使用了这项工艺，是建筑临水的土台、堤坝等设施时普遍使用的工艺，可使坝体加快固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
史前文明已出现阶级分化 或有古城统治者
草裹泥剖面还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区，表明堆筑时草裹泥是从不同地点运送过来的，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过程。
这样的工序需要先民们通力合作，共同完成。除了草裹泥外，熊家岭水坝的堆筑还需要大量的土。据勘探显示，为缩减建设所需人力物力，水坝遗址铺设于天然山体之间，周边为沼泽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材料的采集、运输、制作以及工程实施建造等工序，需要相当的管理组织能力。
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在现场向记者介绍，从建筑以及土坝制作工艺来看，里边的人工垫起来的大型基址，代表着这座高等建筑主人身份非凡，可以说明在屈家岭有了阶级分化，或者说出现了所谓的王。
浙江大学刘斌教授也提出，与大禹治水概念不同，它是配套这个生活区、古城的一种建设，对用水的一种规划，跟水陆交通运输有关，水管理系统覆盖的范围越大，说明社会组织越大。
另外在水坝遗址内发掘出早期坝和晚期坝碎陶片，以及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区，这对水坝断代起到直接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指出，该水利工程必定是一个强权的组织来组织劳动力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国家行为。
通过这条黄色原始地层线，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紧实的坝体经过千锤百炼向地面下陷，也通过蓝绿色水坝早晚期分界线，看到人类顺应自然之变而变的轨迹，我们仿佛看到了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肩挑背扛越过连片沼泽修起这座土坝，并利用水利灌溉系统近水而栖，繁衍生息的场景。
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了应对复杂需求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以及成熟的水利系统建造工艺。
文明探源 活化历史场景助力创新传承
此次发掘获取了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肇始的物证，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屈家岭遗址作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考古工作揭示的最早水利系统、最早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结构，也进一步阐释了油子岭文化强势扩张的动力。
距今 5100 年左右，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汉东地区率先从油子岭文化嬗变为屈家岭文化。在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规划、营建的水利系统被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并经过改造升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促使聚落规模从105万平方米扩展至284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庞大的聚落规模、缜密的水利系统、规整的环壕设施、高超的建筑工艺，反映出屈家岭遗址作为“壕堰式” 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大型城址同级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态。
针对未来考古成果转化，北京大学教授徐怡涛提出要活化历史场景，把当年历史状态，通过考古学、建筑学的研究复现出来，用科技的手段去展示它，甚至包括习俗、生活状态、服饰等方面全方位的社会复原，通过一个点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做整体研究，对文明探源工程、弘扬文化自信提供强大的支撑。
当日同时公布了多项考古新发现。其中，距今约5500年至5100年的油子岭文化聚落范围105万平方米，为迄今为止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已确认水利系统、墓葬区、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等。一系列最新考古发现展示了长江中游地区大型中心聚落的规划理念、布局演变和社会结构传统，为考察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提供了关键样本。
(图文来源 长江云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