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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们将连续邀请馆所部分老一辈文物考古专家回顾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70年文物考古工作历程和成就，畅谈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发展湖北文物考古事业的新思路新方法。并以访谈形式在“江汉考古”微信公众号、湖北省博物馆官网持续推送，以此宣传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湖北文物事业艰苦奋斗、奉献一生的精神，引导青年一代树立钻研学术、奋发向上的事业追求和理想。
2019年11月5日，我们陪同杨权喜先生前往荆州。这里是楚国故都纪南城所在地，也是杨先生在湖北开启考古生涯的地方之一。5日下午，在纪南城东垣南门工地，杨权喜先生看到工作人员在清理灰坑，忍不住抓起那把他当年改进并沿用至今的尖、平合一的手铲小试身手。6日上午，我们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南城工作站对杨权喜先生进行了专访。
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是广东梅县人，是1965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您为什么选择来湖北工作？您初到湖北时的情形怎样？
杨权喜（以下简称“杨”）：我们当年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思想教育学习，达到学生自己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最艰苦的地方，是新疆和内蒙。我当时填的志愿，第一是新疆，第二是内蒙，第三才是湖北。当时湖北文物工作队队长谭维四来北大要人，也不知道是学校安排还是谭维四点名，我和陈文学、管维良三人就到了湖北。我是服从分配来的。
我们刚到湖北，湖北省博物馆领导对我们都非常重视。博物馆的人事主任杨培芳带我们到陈列部、保管部、行政部、文物队和业务人员见面，领导陪我们到馆周围照相，去洪山礼堂看表演，召开全馆欢迎大会，到各领导家中吃饭，到放鹰台考古发掘工地和归元寺参观。
您刚过来的时候，湖北省的文物工作情况怎么样？您是什么时候到江陵开始考古工作的？
杨：我们到省博不久，就参加湖北省四清（社教）工作团到恩施，1966年夏回到武汉参加“文革”。由于大学刚毕业，所以我有机会成为湖北省博物馆仅有的几个能做些业务工作的人之一。
1967—1968年夏天，我几次和高仲达出差到襄阳、郧阳两个地区，为了落实中央有关文物保护的文件精神，重点调查了省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情况，并提出了保护措施。当时米公祠、襄阳古城、夫人城、绿影壁、隆中、多宝佛塔、古邓城、烈士陵园、宜城楚皇城、武当山、老营古迹、郧县青龙泉、丹江水库库区均县拆迁文物等文保单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存在不少问题。其中，襄樊米公祠的破坏严重，碑刻全部被用于修筑防空洞，随时都有被埋没于洞中的危险。我们通过襄阳地区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米公祠才得以保存下来。
1967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我和陈振裕、陈锡岭、文必贵、谢明成等人轮流去江陵，太晖观的江陵考古工作站“值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工作站和工作站的考古资料、库房文物图书，以及防止太晖观、纪南城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有效地保护了太晖观等古建筑。记得有一次大规模的武斗，人群冲到太晖观四周，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不断，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拿着中央保护文物的文件前往阻止，使太晖观免遭炸毁。
1970年，我担负焦枝铁路文物考古调查任务。我和王正明、谢明成从枝城南负重步行调查到钟祥胡集镇，行程约200余公里，沿途十分艰苦。这年还和彭锦华出差随县、襄阳、宜城、钟祥，调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问题。随县唐镇东汉墓群、钟祥元佑宫、文峰塔和明显陵、梁庄王墓等重点保护单位均遭不少破坏。我们对被破坏的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均提出保护意见和措施，同时向上汇报，起到了防止继续破坏的关键作用。
您早年的考古工作，条件特别艰苦吧？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杨：早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分困难和艰苦。“文革”初期的艰苦前面已经提到一些，“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缺乏考古工作经费，没有先进设备。比如出差自带行李、住芦席棚、睡地铺；缺照相机，更没有自动照相机；需自装135电影胶卷；暗室需要自配冲印药水，用太阳光冲印样片；几乎没有田野补助；去农民家中吃饭。我们经常负重长途跋涉，熬高温、抗严寒，曾经迎着严寒北风考古，冻得嘴不能张开说话，把冰块当作文物收藏起来，有时候睡觉被飘雪覆盖，房门被大雪封住。作为领队，亲自动手挖土方、清理遗迹遗物。当时我们的工作经常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有时还要冒挨打遭砸的危险。
我们知道，1971年到1972年，故宫举办了“十省市出土文物展”，引起轰动。在这次展览当中，湖北省也有重量级的文物参展，您参与了从策展到讲解的整个过程。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相关情况。
杨：1971年到1972年初，经“工宣队”挑选，我被派往北京，参加在故宫举办的这个展览。湖北有四、五件文物参展，分别是建始的巨猿牙齿化石、京山苏家垄的曾国铜器、纪南城的25件石编磬、一块半郢爰，后来加了宜昌出土的六朝青瓷。
为了筹备这次展览，1971年5月，单位派我出差荆州，提运25具楚国的石编磬和郢爰。到荆州后，我对这两件文物进行了出土地点调查、测量、包装等工作。石磬十分沉重，当时押运条件也不好，从荆州到武汉的搬运工作十分困难。
展览期间，我们接待了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邓颖超、蔡畅、郭沫若、廖承志、张云逸等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大批重要外宾，同时还接待了杨振宁、韩素音等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和我国文化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的艺术家、科学家。这个展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注，他亲自修改新华社有关的新闻报道稿件。当时湖北省省委书记韩宁夫来参观，我专门为他讲解了整个展览。后来在北京前门饭店韩书记召集王劲、陈振裕、陈祯琏和我四个人开会，安排陈振裕和我继续留在北京，王劲和陈祯琏回湖北抓工作。这个展览在当时轰动了国内外，产生了意外效果，使我国的文博事业在文革期间从低谷中开始崛起，使我省的文博工作从被解散的状态中开始恢复。
杨老师，我们知道，您在纪南城考古多年，对这里非常有感情。请谈一下您当年在纪南城考古的情况。
杨：70年代初，我国处于“文革”期间，各地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农业发展和文物保护的矛盾。1974年12月，我陪同国家文物局庄敏（后来为副局长）赴江陵纪南城、大冶铜绿山实地调查了解情况，不久国家文物局决定在纪南城举行“考古大会战”。1975年春节刚过，我就和陈万元一起赴江陵，做“会战”前的筹备工作。
1975年3月，有七个省市、七所大学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汇集纪南城参加“考古大会战”。成立了以省委书记韩宁夫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为此，韩书记还专门在荆州住了一个星期），下设办公室，谭维四为主任；业务组由黄景略、杨建芳、俞伟超、李京华和我组成。大会战中关于大城址考古发掘的技术、方法、记录等，主要是由黄景略和我商量制定的。经和大家交流讨论后，我修订编写了《田野考古方法》、《考古钻探》等简印本，发给业务工作人员。大会战中我主要负责了新桥考古工地的全面工作。在新桥考古工地发现了我国第一座东周城门、楚国冶铸作坊、城内楚墓和大量水井、窑址、窖穴等遗迹，出土了大批陶器、铁器等遗物。
1976年夏到1979年8月，我们对纪南城大会战的资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整理前，我们首先去了河南、河北、北京、山西、四川、重庆等省市参观大城址、大遗址发掘工地，学习外省经验。后回到纪南城做选标本、修复、绘图、照片、拓片、处理陶片等工作，最后编写出了《楚纪南故城调查与发掘》的综合报告。
1983年，国家文物局按苏秉琦等先生的意见，决定将纪南城（江陵）考古工作站建设成楚文化考古中心。陈振裕和我一起负责扩建、完善江陵工作站的工作。首先我们招收农村青年，把他们培养成发掘、绘图、修复的技术人员，名额在20名左右，我们把他们带到发掘和整理工地，实地培养。他们中的不少同志一直工作在湖北考古一线，并成为湖北考古的中坚力量。纪南城考古工作站，一度成为了湖北考古的大本营。
1988年冬天到1989年元月，我又主持了江陵纪南城松柏渔池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发掘清理出大型台基、建筑、古河道、窑址、水井、窖穴、码头等遗迹和大量的陶器，丰富了纪南城的考古资料。同时也让我坚信了自己对纪南城的初步判断。
我们知道，楚文化研究是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除了纪南城以外，您还做了哪些楚文化考古以及研究的工作？
杨：1979年9月到1986年，为探索楚文化渊源，我们把楚文化考古重点放在沮漳之西的鄂西地区，发掘了季家湖、城背溪、枝城北、青龙山、石板巷子等遗址。
1979年5月到6月，俞伟超先生受中国考古学会委托来湖北，做楚文化渊源的考古调查。俞先生到武汉后，我便陪同俞先生、北大的高崇文、武大的王光镐等同志赴鄂东、鄂北、鄂西调查了一圈。之后，陈振裕接着陪同他们去鄂西进行调查。最后选定季家湖和赵家湖为追溯楚文化渊源的两个首次工作点。1979年6月到1980年2月，我主持了当阳季家湖遗址的调查、发掘、整理工作，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季家湖遗存和季家湖楚城，认识了时代较早的一些楚文化遗存。1980年12月到1981年5月，我们去葛洲坝库区考古调查，我和陈振裕一起发掘了秭归龚家大沟、鲢鱼山、柳林溪等重要遗址，首次用考古资料否定了鲢鱼山是楚早期都城丹阳的说法。
1983年8月，我和喻德智一起赴江陵，调查各大砖瓦厂取土场和农村动土工程的文物破坏情况及保护问题，当时决定清理发掘马山砖瓦厂墓区，马山1号墓的大量丝绸和马山5号墓的吴王夫差矛都是在这个墓区发现的。
在楚文化研究上，我写了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也编辑、合著出版了一些楚文化的书籍，如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的简报，纪南城的西垣北门、陈家台、东岳庙、松柏渔池，襄阳山湾东周墓，襄阳蔡坡战国墓的报告等。根据各遗址、墓葬资料写了一系列有关楚文化的论文。除了这些简报、报告和论文外，我还承担了国家文物局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楚文化》的撰写任务，这本书基本上是在发掘工地上写完的。此外，《楚文化大事记》、《楚文物图典》、《湖北出土文物奇观》、《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这几本书，我都是主要撰稿人或统稿人。
杨老师，您从事考古工作50余年，在全省各地都做过发掘。当时有结合考古发掘做过人才培养吗？
杨：有的，我们当年做发掘的时候，很多的培训班都是在工地上举办的。最早一次是在1972年春夏两季，我和陈振裕一起，在当阳举办宜昌地区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我们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基本技术和方法都教给学员，为宜昌地区培养了首批得力的文物考古骨干。
1973年春至1974年冬，湖北省博物馆配合大型砖瓦厂取土，我主持在襄阳山湾、蔡坡的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墓的发掘工作。省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合办的全省考古培训班田野发掘实习、武汉大学历史系百余名师生（包括石泉和彭金章先生等）在发掘工地“体验生活”等，都是在这些地方进行的，当时我是主要辅导员。
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期间，在我主持的新桥考古工地举办了第一、第二期“亦工亦农”考古发掘培训班和首期发掘资料整理培训班。
除了专门的培训班培养人才外，我在发掘和整理的实际工作中也比较注重培养业务和技术人员。教大家发掘、器物排队、修复、绘图、拓片、测量、器物统计等方面的技术与方法，而且要求大家边学边干，在实战中学习这些技能。
从1979年开始，北大、武大考古学生不断到我们省所考古发掘工地实习，我是省所派出的主要辅导老师之一。国家文物局在三峡举办的考古领队培训班，我也是“教官”之一。1988到2001年，我每年都为中南民院和省社科院研究生讲授《考古通论》《民族考古》《鄂西南民族考古》《楚地考古》《楚文化考古》等课程，希望自己能在退休后也为培养考古人才做点贡献。
杨老师，我们知道，除了楚文化考古，您在新石器、夏商、秦汉几个时期也有考古成果问世。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杨：1979年以来，我随俞伟超先生探溯楚文化渊源和三峡考古中，发现了柳林溪、城背溪、枝城北、龚家大沟、朱家台、三斗坪、白狮湾、石板巷子、白庙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存。在俞伟超等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湖北建立了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石板巷子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同时发现了三斗坪类型文化（即早期巴文化）。发现了三斗坪、白狮湾两处大溪文化较典型的墓地。对这些重要发现我也写过多篇相关研究文章。
1987年开始，经我的老师苏秉琦、严文明二位先生要求，我参加石家河考古队，主要做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工作。我参加了邓家湾1987年的发掘，主持了邓家湾的补充发掘。邓家湾发现了祭祀、墓葬和陶塑动物、筒形器、刻符陶缸等重要遗存。后来我主持编写了《邓家湾》考古发掘报告，初步解决了石家河古城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性质等问题。
1988年到1993年，我主持和参加了江陵朱家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四次发掘。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和大批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存。1972年发掘的当阳刘家冢子是当时湖北较大的东汉画像石墓，简报是我执笔的，当时署名沈宜扬，是取省、宜昌、当阳三级行政区划名称中的一个字或谐音字。
1973年，我主持了光化五座坟西汉重要墓地的发掘，发现了罕见的大型木椁楼式结构墓和一批西汉铜器、漆木器重要资料。我将椁板（约35立方木料）和文物运回馆。并写了发掘报告在《考古学报》上发表。
杨老师，您是我们《江汉考古》编辑部的老前辈，早年您除了做考古发掘，还承担了《江汉考古》编辑部的很多工作。请您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杨：《江汉考古》这个杂志，1980年创刊，是王劲先生带着程欣人跑下来的。初创的时候，用省考古学会和湖北省博物馆的名义合办，没有主编，只挑选了程欣人、刘彬徽、杨范中（武大）和我4个人任编辑。由程欣人具体负责《江汉考古》的事务。《江汉考古》以发表江汉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主。
为了《江汉考古》稿件质量，程欣人在稿件挑选、审核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当时经费欠缺，程欣人也东跑西跑。我们的刊物虽印刷得不是很好，但考古资料丰富，文章质量较高。我从刊物创刊到我退休一直参加审稿。
《江汉考古》能够成为核心期刊，就是我们老一辈认真把关的结果。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以后，《江汉考古》成为考古所独立主办的刊物，最早没有主编，但成立了一个终审小组，人员由王劲、陈振裕、刘信芳和我组成。《江汉考古》稿件要选择最有水平的人来审，我们几个在一起做最后的审定。这种做法很好地保证了刊物的质量。1995年我开始做《江汉考古》的副主编，一直干到退休。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作为单位的老专家，作为《江汉考古》编辑部的前辈，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建议吗？
杨：我做了50多年的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工作，兼管了《江汉考古》，对自己的事业饱含深情，一直认为保护国家文物是我们考古人应尽的职责。我常年工作在外，家务落在老伴身上，还曾将自己的孩子送回老家广东梅县，我深知这都是全家默默地全方位支持我，对他们我很愧欠也很感谢。但想到我能为湖北考古事业做一些我能做的工件，我想我的家人是理解支持和原谅我的。
对年轻一代，我谈不好有什么建议，但看到新时代我们考古人有了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我主要想谈点想法和期待：湖北考古的今天来之不易，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珍惜，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虽说现在条件好了，但考古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工作一直都会有艰辛和困难，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年轻同志们能克服困难，坚持把湖北的考古事业发展下去。考古知识和技术是需要长期培养和积累的，大家选择了这个事业，就要有一辈子付出的准备和精神；考古是需要团结合作的工作，我们大家在实际工作中要多交流多学习，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也才能推动考古事业的发展；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湖北考古是大有作为的，年轻的一代在如今大好形势下，如果能珍惜时间，抓住机遇，努力拼搏，定当能成为新时期有用人才。
最后赠给我们湖北考古年轻一代十六个字：“护宝担责，考古求精，执着追求，合作探溯”。
杨权喜简介：
1940年生于马来亚，祖籍广东梅县。1965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湖北省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五十余年，曾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江陵纪南城考古工作站站长、《江汉考古》副主编、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员，首批考古发掘领队。
主持过山湾、蔡坡、季家湖、邓家湾、朱家台、白庙、三斗坪、上磨垴、大沙坝、茅寨子湾、五座坟、毛家园、新窑窑址等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期间，负责了新桥工地的工作。是城背溪文化、季家湖遗存、石板巷子遗存、白庙遗存和早期巴文化、周梁玉桥文化、早期楚民族文化、季家湖楚城的主要发现者之一。
出版有《楚文化》《宜都城背溪》《邓家湾》等专著，发表考古简报、报告60余篇，论文80余篇，短篇学术性文章50余篇，是《楚文物图典》《湖北文物奇观》《楚国历史与文化辞典》的主要撰稿人。
采访：田桂萍 杨理胜 闻磊 王琢玺
撰稿：田桂萍 杨理胜 闻磊 王琢玺
审核：方勤 陈丽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