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肇始
并非“一烛独照”
而是“繁星盈天”
在诸多文明的共耀之中
长江流域也是最早升起光亮的地带之一
这里孕育而出的荆楚文化
以自身地域的开放特质
承凤凰故国的包容气度
在数千年间不断吸收四方文化之养分
壮其主干，繁其枝叶
最终生长为今日之荆楚文化
开放地理单元，荆楚文化杂糅四方之风
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稻与粟双雄争霸，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也是“南稻北粟”之说的由来。
2015年，在湖北荆门市屈家岭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批炭化植物种子。经鉴定，确认其中541粒为炭化稻粒，距今约5800年，33粒为炭化粟粒，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
这批至今外形仍清晰可辨的种子，是长江中游目前最早的稻与粟遗存，也成为早期南北农业交流、北方农耕南渐的有力印证。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出土的炭化粟
今年上半年，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的“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之中，不少参观者惊讶地发现，石家河玉人与三星堆铜人竟隔空“撞脸”。
在造型上，二者都“佩戴”辫索状发箍，具备双耳穿孔、菱形或梭形大眼、蒜头鼻或鹰钩鼻、阔嘴和短颈的典型特征。
三星堆铜人和石家河玉人
这些遗存与文物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见证了数千年间中华大地上频繁的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彭小军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表示，这说明荆楚文化在长江中游之外的地方，跟其他文化发生了密切的交流。
发生这种交流的土壤何来？他表示，这与湖北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长江中游主要是两湖盆地，这个盆地不是封闭的，它东边可以通过长江中下游之间的这个接口，跟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发生密切的交流；北边可以通过南阳，从方城缺口到中原，到河南去；西北可以通过汉江流域，然后直通关中；再往西可以通过三峡直上长江上游。”他说，“正是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地理单元，也造就了它的考古学文化、史前文明，能够同周边的这些古人类、古文化发生密切的交流。”
密切中西互动，荆楚文化展开远距交流
在湖北省博物馆，荆州、荆门等地博物馆之中，都能看到一种造型奇特、颜色美丽的玻璃珠。
蜻蜓眼对比
这些珠子以蓝、青、白居多，也有棕、绿等其他颜色，有一圈圈的“同心圆”，因形似蜻蜓复眼，也被称为“蜻蜓眼”。
令后世惊叹的是，这些美丽的珠子其实属于古代玻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个实证。
在湖北荆门苏家垄遗址，古籍文献中记载的“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首次亮相
最初，蜻蜓眼诞生于西亚及埃及。战国中期以后，聪慧的荆楚工匠们已经逐渐掌握玻璃烧制的秘密。从王侯佩剑上的宝珠，到士卒墓葬中的玻璃璧与环，玻璃在楚国已经成为一种风尚与日常。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 王先福
“楚人除了有一个吸收，还有一个创造的过程。”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介绍，经过科技手段分析，西方的更多的是钠钙玻璃，而楚人所重新创新制作的这种玻璃则以铅钡为主。
与蜻蜓眼同时期出土的，还有一盏人骑骆驼铜灯。铜人昂首直腰、目视前方，擎灯盘骑坐在骆驼之上。
湖北荆州江陵出土的战国人骑骆驼铜灯
“很显然是骆驼的这种形象，传入到楚地之后所创造出来的。”王先福说，“我们知道这个青铜器肯定是在楚地铸造，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了楚人对外域文化的吸收。”
有来有往，有传入，有输出。在其他地区与国家出土的文物之中，也曾闪现荆楚文化的吉光片羽。
距离湖北4000多公里，俄罗斯阿尔泰山区的巴泽雷克墓葬群之中，曾发现了与荆州楚墓几乎“孪生”的系列文物遗存。凤鸟丝绸的花纹样式、刺绣手法，山字纹铜镜的典型特征、铸造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王建新
致力于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和大遗址保护工作，被誉为“当代张骞”的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建新表示：“巴泽雷克这批墓葬的时代，大致就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阶段，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它处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冻土层内，在这个当中，就发现了来自楚国的丝织品，还有铜镜，还有漆器，都是来自楚国的。”
他分析，这个期间，荆楚文化与器具从长江流域一直到了新疆，甚至更远到了俄罗斯这个地方。早在数千年前，包括丝绸的贸易已经存在了。
俄罗斯巴泽雷克墓与湖北荆州地理位置示意
穿越群山的“史前丝路”，深埋地底的草蛇灰线逐渐浮现，荆楚文化超越时间、破壁空间，拥有了诸多与南北文化、中西文明频繁交流的历史信物。
数千年间，这种互动愈加热烈。魏晋南北朝大量北方移民迁居荆襄，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将荆楚文化的九州贯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也展开了“尚和合，求大同”的新纪元。
麻城孝感乡文化公园是国内首个以“湖广填四川”为主题的移民文化公园
在人与人的迁徙、物与物的交流之中，荆楚文化与各方文化一起，跨越千里、翻越山河，展开不断的淬炼、融合与再裂变，最终助力了多元一体、坚不可摧的中华文明的形成。
